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的贤相、名相, 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唐朝“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
张九龄是一代文宗张说的后继者,执掌文坛于开元中后期。一生重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和提拔文人，形成盛唐诗的骨干队伍。自己更热衷诗人唱和,推动盛唐诗歌的发展。他也是感怀山水诗的首创者,他用“熟参”和“妙悟”创作《感遇》诗，是推动盛唐诗发展的关键人物。
任职桂州效法虞舜亲民
虞帝是华夏文明始祖之一。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相传虞舜帝南巡时曾游过桂林城北的一座孤峰。此峰后称虞山。两千多年前，秦人已在虞山下建虞帝庙以为纪念。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夏，张九龄以洪州都督转任桂州都督兼岭南道按察使摄御史中丞。上任后曾临虞山谒舜庙，撰有《祭舜庙文》：“维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使持节都督桂州诸军事守桂州刺史兼当管经略使岭南道按察使摄御史中丞佩紫金鱼袋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张某，敢昭告于大舜之灵：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圣而奋庸，以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内，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黄屋之尊，巡守而来，殂落于此。倦勤之造，永结於黎庶；惠怀之尊，长存於寿宫；载祀虽遐，威灵如在。今圣朝绍兴至道，愍兹远人，爰遣使臣，按理边俗，惟神幽鉴，愿表微诚：若私僻为谋，公忠有替，明鉴是殛，俾无远图；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视，当福而不福，为善者惧矣。今至止之日，辄诣陈诚，伏惟神道聪明，亮斯钦畏，愿俯垂冥，俾输力明时。尚飨。”（《全唐文》第03部·卷二百九十三）
读此《祭文》，张九龄推崇尧舜之道，效法“明德”的舜帝，为民造福的决心昭然若揭。据史载，他到任后真如《祭文》云：“悉心在公，惟力是视”：整顿吏治，“黜免贪官，引申正人” （徐浩撰文献张公《神道碑》）；亲理刑狱诉讼，明察善断，“明吏事，面决是非，口成案牍，狱无轻重，咸得其平”，桂州很快“泽被膏雨，令行祥风”。此外，他还常以“岭南按察选补使”的身份“自揽辔登涂下车,按察五岭,德化而风羡”，影响及于整个岭南，百姓有口皆碑。唐玄宗对张九龄的表现评价甚高，在《转授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制》中，谓其“雅有才干，兼达政理，文孝著于四科，忠信弘于十室。”
张九龄在桂州是勤勤恳恳的，在此期间所作的《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则流露出自己尽忠职守，勤于政事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不辞劳苦，甘愿为国鞠躬尽瘁的精神:“缅然万里路，赫曦三伏时。飞走逃深林，流烁恐生疵。行李岂无苦，而我方自怡。肃事诚在公，拜庆遂及私。展力惭浅效，街恩感深慈。且欲汤火蹈，况无鬼神欺。朝发高山阿，夕济长江湄。秋瘴宁我毒，夏水胡不夷。信知道存者，但问心所之。吕梁有出人，乃觉非虚词。”（《全唐诗：卷47-37》）
广西的山水景观、桂州的风物人情，给这位诗人兼父母官留下的印象更是不可磨灭的。他留下了不少诗篇来记述自己的激情，其中尤以在顺漓江南行视察时所写的《巡按自漓水南行》传诵最广。诗云：“理棹虽云远，饮冰宁有惜。况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奇峰岌前转，茂树隈中积。猿鸟声自呼，风泉气相激。目因诡容逆，心与清晖涤。纷吾谬执简，行郡将移檄。即事聊独欢，素怀岂兼适。悠悠咏靡监，庶以穷日夕。”（《全唐诗：卷47-38》）
全诗用白描手法记叙了桂林山水的奇秀、物候的特异，平淡中见清丽，让人对桂林山水充满了想象，十分耐人吟哦。应该说，这首诗是古代诗人最早写漓江风光的诗，在漓江诗歌中算得上十分珍贵。
张九龄原本是朝廷里正五品的中书舍人，出任桂州，是贬谪下放。但从留下的赴桂诗作看，却极少悲情哀怨。他是岭南人，进入湘江便是踏上了归途。其诗歌《使还湘水》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归舟宛何处，正值楚江平。夕逗烟村宿，朝缘浦树行。于役已弥岁，言旋今惬情。乡郊尚千里，流目夏云生。”（《全唐诗：卷48-50》）从湖南乘船逆湘江入桂，夕阳西斜落日余晖，两岸巍峨的青山夺人眼目，江中碧绿的流水撞击船头，张九龄回到熟悉的南方，心绪格外愉悦潇洒，就像飞鸟回到了窝巢，一首《自湘水南行》录下了久违的归情：“落日催行舫，逶迤州渚间。虽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闲。暝色生前浦，清晖发近山。中流澹容与，唯爱鸟飞还。”（《全唐诗：卷48-52》）
和一些伤感的谪桂诗比较，张九龄在广西留下的诗作充满了亮色。
引领唐诗走进灿烂辉煌
张九龄是唐韶州（今韶关）曲江人，从小聪敏，7岁能诗文，13岁被广州刺史王方庆盛赞为“神童”、“必能致远”，参加科考又受主考官沈铨期激赏，一举高第；次年，被当时流放岭南的“一代词宗”张说预言必“后出词人之冠”。若干年后，张九龄果然继张说后成为文坛领袖。
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与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歌的两条主要轨迹。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
张九龄是继张说之后的一代文宗。和张说一样，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九龄，诗作具汉魏风骨。他的诗风清淡含蓄，多托物寄意，婉而多讽，与陈子昂的《感遇》诗相近，对扭转初唐浮靡虚饰的宫廷诗风起了重要作用，为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开了风气之先，是唐诗由初唐进入盛唐的桥梁与标志，在唐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唐诗三百首》的开篇第一首，选的就是张九龄的《感遇》：“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全诗以兰桂自喻，表现了诗人坚贞自守的高洁情怀和淡泊洒脱的胸襟。而他的《望月怀远》情韵最为隽永，更是脍炙人口的唐诗名作，诗云：“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澄澈柔美的夜景，婉约悠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有人认为这首诗是张九龄离开长安以后想念玄宗而作，全诗托言男女情事表现对君臣遇合希冀，是五律中的《离骚》，故成为传诵不衰的千古绝唱。
张九龄35岁时，唐玄宗常对左右说：“九龄文章，自有唐各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帅也。”杜甫则认为张九龄作品给他的感觉是：“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 （杜甫《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
张九龄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
辅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
张九龄是唐朝开元贤相，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宰相的岭南人，有“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的美称。他德才兼备，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一生三度入朝，前后任职２０余年，历任左拾遗、左补阙、中书舍人、秘书少监、中书令等职。
张九龄是一位审时度势、有远见卓识、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入仕不久即升左拾遗。这是在朝中掌供奉讽谏、荐举人才的副处级官位，品低权重。开元三年，他上书唐玄宗，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从解决地方官选任困难和素质低下以及内外官员流动升迁机会的不公平问题出发，提出了一个制度性的建议，即《新唐书·选举志》里概括的“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
张九龄这一建议切中时弊，很快得到了玄宗的采纳。据《曲江集》记载，张九龄于开元三年五月二十日上书。刚六月就有诏规定，“京官不曾任州县官者不得拟为台省官”。这是唐代选官制度中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原则，唐中期以后，“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原则转而成为强调中央官行政历练、解决中央官素质缺失问题的重要规定。作为选官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个规定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其影响之大，延至今天的干部政策。
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被任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他建议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自己兼任河南稻田使。张九龄,主理朝政，提出以“王道”代替“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指出“民庶，国家之本”，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主张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任用和提拔有才能的官员，罢免贪官污吏。张九龄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唐朝社会出现了吏治澄明、国泰民安、百业兴旺的开元盛世。
唐玄宗非常赏识张九龄耿直、清正、肃然的风度。每逢朝中推荐官员，常问“风度能若九龄乎?”可见九龄的“曲江风度”影响之深。
开元末年，玄宗倦于理政，渐渐沉迷享乐，疏远贤人。凶险政情下，张九龄仍守正嫉邪，刚直敢言，成为安史之乱前最后一位公忠体国的唐室大臣。他主张制裁安禄山败军之罪,以抑其骄横，认为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然而不为玄宗采纳。张九龄病逝以后，安禄山果然造反。玄宗仓皇出逃，方才痛悔不听张九龄忠言。张九龄还坚拒武惠妃的贿赂，粉碎了她危及太子的阴谋；还反对任用奸佞的李林甫、庸懦的牛仙客为相，至玄宗反感，终被罢相。
由于李林甫等人的排挤，开元25年（737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此时已是垂暮之年。开元28年（740年），张九龄请假南归扫墓，在家乡曲江病逝，享年63岁。（潘茨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