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卡何来“证明难题”？公共治理不能层层加码

11月4日，江西省通信管理局发布消息：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江西省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有电信、移动、联通营业网点存在外地身份证办理电话卡需预存高额话费、提供工作证明等问题，我局高度重视，已责成相关企业全面开展排查整改，切实保障用户权益。（11月4日 红星新闻）

多地电信营业网点要求外地身份证办理电话卡时提供工作证明、无犯罪证明甚至银行流水，此类现象折射出公共治理中政策执行与群众便利之间的失衡，亟待警惕与纠偏。

从初衷来看，要求额外证明或许是为了配合反诈工作，通过提高办卡门槛防范不法分子利用“黑卡” 实施电信诈骗，这一政策方向本身具有现实必要性。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给群众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加强电话卡实名制管理、堵塞监管漏洞，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举措。然而，政策执行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以牺牲群众正常办事便利为代价。对于异地工作、求学的普通群众而言，办理电话卡是基本生活需求，额外要求的各类证明不仅增加了办事成本，还可能将部分合法用户挡在门外，这种 “一刀切” 的管理方式，本质上是治理能力不足的体现，也与 “放管服” 改革中 “减证便民” 的要求背道而驰。

公共治理要实现政策目标与群众便利的双赢，关键在于找到精准施策的平衡点。一方面，需优化管理流程，借助技术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已能实现对用户身份信息、信用状况的精准核验，相关部门可推动公安、银行、通信企业等数据共享，通过后台数据比对替代群众跑腿开证明，既确保反诈监管不缺位，又减少对群众办事的干扰。另一方面，要明确管理边界，防止权力过度侵入个人权利领域。任何管理手段的实施，都应遵循合法、合理、必要的原则，充分考虑群众的实际需求。对于确需加强监管的领域，应通过完善制度设计、细化执行标准，避免因“层层加码” 导致 “为管理而管理” 的 “反便利” 困局。

此次江西省通信管理局责成相关企业排查整改，体现了对群众诉求的重视，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公共治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只有始终将群众便利放在重要位置，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多些换位思考，才能让治理举措既达到预期目标，又获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真正实现治理效能与民生温度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