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之下，一台打印机的“囧途”与教育“内耗”

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并多次开展专项整治，但仍有一些地方的中小学“明减暗不减”，频繁将“成页不成册”的电子作业或试卷照片发到微信群让家长打印，多的时候一晚上得打印几十页，令人抓狂。（12月1日 半月谈）

如今，打印作业就成了万千家长的“必答题”。这种看似便捷的沟通方式，实则反映出家校责任的边界却在不知不觉中模糊变形，更折射出教育治理中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当打印机成为家庭“必备教具”，当教师将教辅书逐页拍成照片发到微信群，我们不得不思考：在便捷的数字通讯工具背后，家校沟通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里？家长抱怨不同科目老师发作业时间不一，导致必须时刻关注群消息；家里打印机故障时，一晚要跑多次打印店；下班晚了，可能耽误孩子写作业。这种无形的责任转移，让家庭教育功能异化为学校的延伸服务机构，违背了教育本质。

教育部门早已明令禁止用手机布置作业，但微信群的私密性使得监管难以有效实施。一位市教育局副局长坦言，教育督查时不好翻看老师和家长的手机微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现象暴露了政策执行中的僵化与教学实际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一科一辅”政策本为减轻学生负担而设，但机械执行反而束缚了有效教学。有的地方在编订教辅材料目录时论证不充分，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一年两个学期只能征订一次，学生需求变化也无法补订。更极端的是，有的地方甚至把老师手中的教辅材料数量也对标“一科一辅”，导致教师们不得不将教辅书包上书皮以“避嫌”。

这种“一刀切”的执行方式，忽视了教学实际中对分层、个性化练习材料的真实需求。当政策执行者更注重表面合规而非教育实效时，教育质量必然受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可用教辅材料减少问题，而自主设计校本作业的能力又需要时间提高，于是便出现了将责任转嫁给家长的无奈之举。

破解这一困境需要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进行系统重构。政策制定需要更具弹性，“一科一辅”不应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障碍，而应在规范市场的同时，满足教学的实际需求。教育主管部门应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定期评估教辅材料质量，允许学校在特定条件下申请补充材料。同时，学校应承担起主体责任，在避免浪费的基础上保障打印开支，为教师日常打印自主设计的校本作业提供便利。

数字工具应为教育服务，而不能让技术便利成为责任转移的借口。家校共育的本质是各司其职、相辅相成，而非单向的责任转嫁。教师需要发挥专业能力，专注于教学设计；学校应当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家长则应回归监督与陪伴的本职。只有明晰边界、各尽其责，才能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任何政策都不应脱离教学实际和学生需求。当我们批评教师将打印作业转嫁给家长的同时，也应看到政策环境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解决“微信打印作业”问题，不仅需要规范教师行为，更需改革僵化的管理机制，构建既规范又不束缚有效教学的良好环境。只有这样，教育减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家校共育才能回归其本真价值。